听到萩原研二出事的消息， 是我从医院里面住了一个半星期之后才知道的。
在那之前，我还在震惊我明明做了开颅手术，脑袋都被他们拿刀裂出个口。像这种严重的情况， 医院不用多关心我一下，不说把我留在重症病患房间里面， 也应该多留在医院里面看护起来。结果，医生只多留了我三天，就赶我回家自己去休养两个星期，不要占用医院床位，说什么两个星期之后再复查一次， 没问题就是痊愈了。
我表示对他们的医术有深深的怀疑。
医生说我对自己的体质有严重的不自信。他知道我还是学生，想了想问我是不是最近有考试。我“嗯”了一声，他把休养两个星期改成了四个星期，但中间还是要复查。
关于休养的事情在离院之前，赤井秀一和羽贺响辅两人就去留问题发生了好几次讨论。
他们的讨论太多了，就连数据和论文都用上了。赤井秀一这方面是考虑到还没有抓到小麦圈本人， （画外音：其实凶手死了。）他认为我还处在危险期间，应该待在FBI保护圈里面。羽贺响辅询问下发现他们的条件太差， 没有随身配备理疗师和护士， 连饮食结构都不能让正常人获得足够的营养（就是普通的西餐）， 因此要求有FBI随身保护即可， 他会负责我的休养问题。
要知道， 两个看起来冰冷清醒， 说话做事都有条有理的人发生争执是很好笑的事情。
于是， 我都是谁在发言的话， 我就站哪边。
比如说， 羽贺响辅说：“这些饮食有达到营养师搭配的基本要求吗？又是披萨汉堡快餐， 又是可乐碳酸汽水，术后的恢复情况不能只靠药，食疗也是关键。医生都说他得静养四个星期。”
“对对对！我要被好好照顾。”
比如说，赤井秀一说：“FBI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住宿医疗供需，医生也说他术后恢复得很快。他只是做了一个手术，又不是全身瘫痪。”
“对对对对！我身体还那么强健，才不需要这么照顾。”
两个人很快都发现，我只是在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之后，就开始让我安静了。
在他们已经敲定好我到底去哪里的时候，我意外收到了萩原研二出事的消息。我之前住院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打电话给他。因为见他都忙到没时间打电话给我了，我觉得我打电话过去反而是在没事找事，警察一向很忙的，这是我从小到大都知道的道理。
等快出院的时候，我半夜睡不着又打了两次电话给他，他一直都没有接。我觉得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萩原研二就算是面对一般人的未接电话也会好好回电话，更不要说我连续打了两个电话，他出于礼貌问题也不会对此不闻不问。
我觉得这事很不对劲，很快就打电话给了白马大叔，让他帮忙问一下情况。白马大叔说会帮忙问问看，得到消息之后再回复。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所以又问了鬼塚教官，梅岛警视和牧濑教官（博得加），凡是我觉得可以了解警视厅情况的警官都联系了个遍。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重视这件事了，我打的电话越多，收到的回复越慢，我开始怀疑他们甚至在开了一个大会来串口供，方便来应付我。于是，出院那天，除了通知羽贺之外，我谁也没有说，直接拉着行李箱坐飞机回日本了。
我在美国，对日本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是鞭长莫及，还不如我自己飞回日本，亲自去看证实，把所有的事情掌握在手上。我在美国这边完全查不到日本发生了什么新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警视厅这一方封锁了社会消息。而我侵入日本警察的官方资料网时发现，就在我和伯文·凯恩斯对峙的那天晚上，东京都出现有猖獗的炸弹犯要求警视厅十亿日元，出行拆弹的人员中萩原研二的名字赫赫在列。
我在坐飞机的十几个小时里面，脑袋里面反复地过着整个案子的细枝末节。警视厅为了双子楼的上千名住户安全支付了十亿日元。炸弹还是爆炸了，萩原研二小组里面只有萩原研二进了医院，说明他是主排爆手，及时地让其他人先撤离。而案件发生了七八天，早已经超过了最佳的调查时间，炸弹犯里面有一名出意外死了，还有一名正在逃逸中，至今没有消息。
我已经预想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了。
怕我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后大发雷霆，谁也控制不住。
我在飞机上并没有睡着过，只是想起了很多过去小时候的事情。我以前没有想起过，跟忘了一样，可是现在安静下来，我脑袋里面也会在想——为什么大家会怕我发脾气。
慢慢地，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小时候的事情。
我很早很早就知道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爱闹的孩子才会得到很多的关注。我心里面有一条不为他人道的缝隙。我这次不做手术之前，还没有记起来，但做了手术之后，我才想起来那么一件事——我好像很少很少得到我父亲的关注。
我父亲出事以后，我一直都在想他应该是很爱很爱很爱我的。然而仔细想想，这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我无时无刻不在争取我父亲对我的关注。他总是很忙，我总是很难和他说话，我在家里乖乖的也不会得到任何的赞赏和关注，而是被遗忘得更彻底。
懂事的孩子是不需要管的，因为他们太懂事了。
真正闹腾的孩子才会得到关注，得到源源不断的关心。
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去找我父亲，理由是我下雨了没带伞。事实上，我带了，但我把雨伞给别人了。因为我希望我父亲能看我一眼，或者让我待在他办公室里面，让我等他回家。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骂，但他一向是不骂人的。那天我得到了一条毛巾，他还帮我擦头。
我开始吃到了甜头。
就像魔术师一样同样的招数不断地用就会穿帮，我也不会总是玩淋雨这一趟。我开始变得健谈高调，爱做一些无关痛痒的恶作剧。我很少得到同龄人的喜欢。因为我只想和所有的大人可以打成一片。我知道他们想要听什么，越是高调的话从孩子嘴里说出来，越是能得到追捧。
我对这方面的领悟是天生的。
父亲在人前的时候总是会很照顾我。
我一开始不懂，到他出事的时候，我都不懂，但现在想起来，并不是这样的。一直以来，原来都是我希望父亲是爱我的，所以我一直都在想他是在出事那天才抛弃我的。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从头到尾都不关心我，是我过不了这个坎，是我无法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就算到现在，我也会在想我可能是想错了，判断失误，因为要承认自己是一开始就被人嫌弃的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也不可能跟任何人说，我做那些事情有一半原因都在为了吸引我父亲的注意力。
榎本弘一是一辈子都学不会讨好别人的人。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警察医院的地址很熟悉。我知道是在哪个区的就可以了。我去的时候，我就坐在医院大厅里面看电视。
我虽然没有穿病服，但我头上和腿都是伤，坐在一边一动不动，其他人也没有过问，只当我是在挂号。在这里工作久一点的老医生和看护护士也认得我，所以一直没管。
越到晚上，电视的声音越安静，只有电视屏幕上的人和画面在动，字幕出现在底下，告诉观众到底发生什么事。电影放的是以前获奖的电影《无人知晓》，讲的是四个孩子被为了自己的爱情的母亲抛弃后，艰难地在公寓里面生存。台词很少，全程很安静。
我记得那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
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以前听过里面的名台词「既然生而为人，就要努力活下去」。因为这句话，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只是觉得烦。现在重新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
我多多少少都比过去成熟了很多了。很多纠结的事情放在现在看来，其实都挺没有必要的。
电影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四十多分。护士把电视关掉了，有点想赶我走的意思，但我知道怎么让人不敢和我说话——安静沉默，不把对方的态度放在眼里，眼里稍微带点执意就好了。
我在护士不知道怎么劝阻的视线里面，大大方方地走在病房走廊里面，我并没有带行李，双手插在口袋里面，非常自由。我此刻的心情非常平静。
我素来是见惯生死的，我小时候就是见过的尸体，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我不知道他们要担心什么。
人没死，还需要瞎激动什么。
就算死了，我又不会因为萩原研二半死不活。
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来骂警视厅被两个炸弹犯耍得团团转，顺便再去看萩原研二的。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来看过他。我总觉得太像狗血电视剧了。
怎么想都觉得没必要？
实在很矫情。
此外，我也不知道真的碰面，自己应该摆出什么表情。怎么想，自己都是一副嫌弃对方笨手笨脚，还卷入事故的表情？代入萩原研二的角度，我觉得我也不想看别人来嫌弃我。我过来专门给他捅刀，确实显得很刻薄了。
我的想法很多，一路走到他的病房前。
他住在单独的病房里面，没有用上夸张的氧气机，听说爆炸之前他离逃生路口很近，当时没有继续穿防爆衣，所以他活动很迅捷。不过这就是在赌，赌自己穿一身防爆衣求一具全尸，还是在极限时间里面逃生，要么抱有一线希望，要么粉身碎骨。炸弹炸了一层楼，他是被爆炸后的热浪烧伤的，还有一些破碎的天花板压了下来，他当场昏迷，没办法及时逃生，所以做了比较久的急救。人也是过了好几天才停止用呼吸机，但醒的时间很短。
我本来想在病房门口看的，但里面窗帘拉得太严，我只看到病床上鼓起的一团。于是我想了想，还是混了进去，稍微拉开了一点缝隙，可以看到有月光在病房里面牵出一条长长的银光，盖在萩原研二的被单上。
我不想挡着光，于是逆着光坐在他的正对面，这样才方便看萩原研二的脸。不过我才坐下来，就对上了萩原研二温和的紫瞳，可想而知他看了有多久，也许看到我在摸黑找椅子，搬椅子。
他用气音先和我说话。
“我在做梦吗？”
“是哦。”
萩原研二低低地笑起来：“你怎么看起来要哭了？”他的潜台词无非是这一点都不像榎本弘一。
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我的眼泪自己涌了上来，不是愤怒，不是难过，也不是百感交集，单纯地，我莫名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无法忍受的委屈。
就是有说不出来的委屈。
我才发现我自己原来忍了很久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在萩原研二和我搭话的时候，我只能一遍一遍地摇头。萩原研二从被单里面伸出一只手，我抓着他的手指，一直握到了早上。
他的手一直是热的。
好多好多年后，萩原研二说那天窗帘被拉开的时候，月光照进屋子，就像有人在叫他，他下意识就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