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主义生活，也不适应锡安主义者对体力劳动的热情。他们对待加百列，好像对待一个迷你版的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和大人有不同需求的男孩子。他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寻开心，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他最早的童年记忆，就是他家在定居点的两个小房间，父亲坐在椅子上看书，母亲在画架前作画，加百列坐在他俩之间的地上，用粗糙的积木搭房子。
他的父母讨厌希伯来文，于是他们自己教他，教的都是他们熟知的欧洲语言，德语，法语，捷克语，俄语，意第绪语。加百列将它们全数吸收。除了这些欧洲语言，他还学会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从他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精准无误的记忆力；从母亲那里，他继承了无法撼动的耐心和对细节的关注力。父母对集体生活的厌恶，使他变得孤傲，像一匹离群的狼。父母既然是世俗的不可知论者，儿子也很难培养出犹太教的道德感和信念。他偏爱远足，而非足球；偏爱读书，而非农艺。他很怕弄脏自己的手，怕到近乎病态。他有许多秘密。他的一位老师对他的描述是：冷漠、自私、缺乏感情，却又绝对聪颖。为了对付欧洲的恐怖分子，阿里·沙姆龙要为新一轮的谍报战斗招募战士，他相中了这位伊茨雷埃勒峡谷的男孩子，因为同《圣经》里的大天使一样，加百列不但与他有相同的名字，也具有他那种非凡的语言天赋和所罗门一般的耐心。在他身上，沙姆龙还发现了另一项颇有价值的个性特征：杀手的冷酷寡情。
加百列出了厕所，回到座位上。窗外已经是伦敦东区的景象，一排排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库房，玻璃窗都碎了，墙砖也破损了。他闭上眼。“黑色九月”行动中，还有一样东西导致了所有人的病症：恐惧。他们在前线越久，暴露的危险越大。不仅会被欧洲各国的情报部门发现，更会被恐怖分子发现。“黑色九月”在马德里谋杀了一名情报员后，这个道理更加深入人心。突然间，团队成员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是脆弱的。加百列也从中学到了职业生涯中最深刻的教训：特工远离家乡执行任务的时候，一旦身在敌意包围的陌生国度，他们纵然身为猎手，也有可能沦为猎物。
火车停靠在滑铁卢站。加百列大步走过月台，无声无息地穿过人群拥挤的下客大厅。他把车停在一处地下停车场里。他把钥匙丢在一边，例行仪式一般地检查了汽车。然后才上了车，直奔萨里方向驶去。
大门口没有标志。加百列一向偏爱没有标牌的地方。墙内有一块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其中的树木也安排得整整齐齐。在一条曲曲弯弯的车道尽头，是一大片维多利亚式的红砖建筑。他摇低了车窗，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监控摄像机的镜头像只独眼怪一般紧盯着他。加百列本能地扭过头，躲开了镜头，假装在储物隔层里找什么东西。
“我能帮到你吗？”一个女性的声音，中欧口音。
“我是来找马丁森小姐的。艾弗里大夫在等我呢。”
他升起车窗，等待着自动保安闸门滚向一侧。然后他开进院子，缓缓沿车道往前开。午后将近傍晚的时刻，天气冷，天色灰暗，小风摇晃着树梢。他渐渐靠近大楼，已经能看见三三两两的病人。有个妇人坐在长凳上，穿着星期天的盛装，茫然地盯着半空。有个男人穿着油光水滑的威灵顿皮靴，搀着一位牙买加人的胳膊，脚步齐整地缓缓往前走着。
艾弗里等候在进门的大厅里。他穿着昂贵的灯芯绒裤子，铁锈般的颜色，熨烫得很齐整。身上穿着灰色开司米毛线衫，看起来更适合高尔夫球场，而不是精神病院。他冷淡而郑重地握了加百列的手，似乎加百列是一位官方的代表，接着就领他穿过长长的一道铺着地毯的走廊。
“这个月她说了不少话，”艾弗里说道，“有几次，我们还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谈话。”
加百列勉强紧张地微笑着。这么多年来，她都没和他说过话。“她的身体状况呢？”他问道。
“没有变化，和预期的一样健康。”
艾弗里用一张磁卡打开了一道安全门。门的另一侧是又一个大厅，地上铺的是瓷砖而不是地毯。他们一边走着，艾弗里一边向他介绍了她的治疗状况。他此前加大了一种药剂的用量，减少了另外一种的用量，整体上，药物使用减少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新药，是试验性的，它表现出了一些颇为乐观的效果。它能帮助创伤后综合征的病人消除紧张焦灼和精神压抑。
“如果你觉得有用，那就不妨。”
“我们如果不试试，就永远也不知道。”
加百列心想，临床精神科的工作，倒是同谍报工作很相似。
瓷砖大厅的尽头是一间小房间。屋里装满了园艺工具：修枝剪刀、铲子、锹，还有一袋袋的花种和花肥。在房间的另外一端，有一个双开门的入口。
“她在老地方等着见你呢。别和她耗太久，我认为半个小时最合适。时间到了我会来叫你。”
一间玻璃暖房里，又热又潮，令人压抑。莉亚在角落里，坐在一张直椅背、生铁质的庭院椅子上，脚下摆着一盆盆新栽的玫瑰。她穿一身白，白色的圆领毛衣是加百列去年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白裤子是他某年夏天在克里特岛为她买的。加百列想回忆起是哪一年，却记不起来了。一切记忆似乎都模糊了，只剩下维也纳之前的莉亚和维也纳之后的莉亚。她像个小女生一样拘谨地坐着，望着远处的草坪。她的头发剪短了，囚徒般的呆板。她没有穿袜子。
加百列走近的时候，她也扭过头。他首先看到了她右侧脸颊的伤疤。一如往常，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寒意。接着他看到了她的手，或者说，那是她双手的残留物。伤疤已经变硬，成了白色的组织，这让他联想起破损的油画画布。他真想在调色板上调好颜色，将她修补如初。
他吻了她的额头，嗅着她的头发，希望找回熟悉的薰衣草和柠檬气息；然而得到的仅仅是玻璃暖房里的潮味，以及封闭室内的植物腐臭味，令人憋闷。艾弗里早已准备了另一张椅子。加百列将椅子拖近了几寸。一听到铁椅子刮擦地面的声音，莉亚一阵畏缩。他喃喃地道了歉，坐了下来。莉亚扭头看着别处。
以往也总是这个样子。坐在他面前的不是莉亚，仅仅是一座莉亚的纪念碑，或者说是块墓碑。他曾努力和她交谈，然而现在，仅仅在她面前坐坐就能让他满足。他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一片水雾蒙蒙的风景，他不知道她在看什么。照艾弗里的说法，曾经有很多天，她就这样坐着，重温着过去的那一段，一遍又一遍，重温着每一个鲜活的细节，让人着恼。她不愿意停下来，也停不下来。加百列难以想象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他还有幸保留了以往生活的一些延续，然而莉亚的一切都被夺走了——她的孩子，她的身体，她清醒的神志。一切都没了，记忆却还在。加百列很担心，生怕她同生命最后的薄弱纽带，就维系在他不变的忠心上。一旦他同其他人相爱，莉亚就会死去。
过了四十五分钟，他站起来，穿上夹克，然后他在她跟前蹲下来，双手扶着她的双膝。她向他的头顶后面望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与他的目光相接。“我得走了。”他说。莉亚一动不动。
他正打算站起来，她突然伸手摸着他一侧的脸颊。生硬的伤疤从他的眼角划过，加百列尽力不去闪避。她苦苦地微笑，放下了手。她把一只手放在大腿上，又用另一只手盖在上面，恢复了原先凝固的姿势。
他站起来，走了。艾弗里在外面等他。他陪着加百列走到汽车前。加百列在方向盘后面坐了很久，这才一边打着了引擎，一边想着她放在他脸上的那只手。这样子抚摸他，太不像莉亚了。她在那里看见了些什么？是谍战中紧绷的神经，还是杰奎琳·德拉克罗瓦的身影？
28
里斯本
塔里克出现在法朵音乐酒吧的门廊里。他再一次穿成了一副码头工的模样。他的脸色苍白如鬼，点烟的手颤抖着。他穿过店堂，坐在凯末尔身旁：“什么风又把你吹回里斯本了？”
“我们在伊比利亚的配送链看来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今后几天我必须好好花点时间待在里斯本。”
“就为这？”
“还有这个。”凯末尔将一张大幅的彩色照片摊在桌上，“瞧瞧多米尼克·伯纳德。”
塔里克拿起照片，仔细审视着。“跟我来，”他平静地说，“我想给你看点东西，我认为你会感兴趣的。”
塔里克的公寓位于阿尔法玛的高地上。两个房间，凹凸不平的木地板，一个小阳台，俯临着安静的庭院。他用阿拉伯习俗准备了茶水，又甜又酽。他们在敞开的阳台门前坐下来。雨水正敲打着庭院里的石头地面。塔里克说道：“你还记得我们在维也纳是怎么找到艾隆的吗？”
“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得唤醒一下我的记忆。”
“我哥哥被杀的时候正躺在床上。他身边有个女孩子，是个德国学生，极端主义者。穆罕默德遇害之后几个星期，她给我父母写了封信，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她说只要她活着，就不会忘记杀手的那张脸。我父亲拿着信跑到了巴解组织设在难民营里的办公室。那位安全部门的官员将信转给了巴解组织的情报部门。”
“这些听起来约略有些熟悉。”凯末尔说道。
“阿布·吉哈德在突尼斯遇害以后，巴解组织的安全部门展开调査。他们从一条简单的假设开始着手。那就是杀手似乎熟知这幢别墅里里外外的情况，所以他必定在别墅周围开展过侦察活动，做了缜密计划，然后才进攻的。”
“多么天才的侦探工作，”凯末尔讽刺地说，“要是巴解的安全部门一开始就措置得当，阿布·吉哈德应该还活在世上。”
塔里克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吕宋纸大信封回来了。“他们开始检査所有的监控录像，然后发现了几张截图，上面有一个矮小的黑发男子。”塔里克打开信封，将几张模糊的照片递给凯末尔，“多年来，巴解组织的情报部门一直同那个德国女孩保持着联络，他们给她看了这几张照片。她说杀害穆罕默德的就是这个人。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于是我们就开始找他了。”
“你们在维亚纳找到了他？”
“没错。”
凯末尔向塔里克举起照片：“这些同多米尼克·伯纳德有什么关系？”
“这要从突尼斯事件的调查说起。巴解组织的安全部门想了解杀手在突尼斯策划行动的时候住在哪里。他们从以往的经验得知，以色列特工喜欢在这类行动中扮装成欧洲人。他们假设那个男的也是伪装成了欧洲人，而且多半住在一间酒店。于是他们开始调动间谍和线人。他们到一家海边的酒店，把杀手的照片给一家前台的人看。前台说这男人曾经同一位法国姑娘住在这里。巴解组织的人就重新査看录像带，寻找那个女孩。他们发现了一张截图，又拿给前台看。”
“同一个女孩？”
“同一个。”
接着，塔里克从信封里又取出一张监控照片：一个深色头发的美貌女孩。他递了过去。凯末尔接过来，将她同伦敦女子的照片做起了对比。
“也许是我弄错了，”塔里克说道，“不过在我看来，尤瑟夫新交的女朋友，以前曾经为加百列·艾隆工作过。”
他们一边走过阿尔法玛蜿蜒的小巷，一边最后一次推敲着行动计划。“总理和阿拉法特五天后动身去美国，”凯末尔说道，“他们先去华盛顿参加一个白宫的会议，然后去纽约参加在联合国的签字仪式。一切都会在纽约到位。”
“现在我只需要一个旅途伴侣，”塔里克说，“我想我需要一位美丽的法国姑娘，一个看起来同成功企业家相配的女孩子。”
“我想我知道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女孩。”
“想象一下，在最后的光荣时刻，将和平进程和加百列·艾隆同时毁灭。我们会震撼全世界的，凯末尔。然后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你确定要这样进行吗？”
“你该不会到这会儿还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吧？”
“我当然关心。”
“为什么？你知道我会是什么下场的。”
“其实，我努力不去设想这个结果。”
在山坡下，他们来到一处出租车停车站。塔里克吻了凯末尔的脸颊，然后握住他的双肩：“不要流泪，我的兄弟。我已经战斗得太久了。我累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凯末尔脱开他的紧握，打开了出租车的门。
塔里克说：“他早该杀了那女孩。”
凯末尔转过身：“什么？”
“艾隆早该杀了那个和我哥哥在一起的德国女孩。一切在那一刻就都结束了。”
“我猜你是对的。”
“那是个愚蠢的错误，”塔里克说道，“我自己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接着，他掉转头，慢慢走上山坡，走进了阿尔法玛。
29
伦敦，圣詹姆斯
安全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杰奎琳转身去看监控屏幕，是位自行车快递员。她看了看表，六点十五分。她按动按钮，放快递员进来，自己也走到门廊，准备签收包裹。那是一枚大号的吕宋纸信封。她回到办公室，坐在书桌前，用食指指尖划开信封。里面是一张B5尺寸的信纸，浅灰色，仔细地对半折好。信头的名字是伦道夫·斯图尔特，是位独立画商。她读着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