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了曲辕犁的几位尚书终于明白为何陛下如此着急要把九皇子殿下调入工部了，相比于其他事务，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事是排在第一位的，战争都要靠边站。
虽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身体里的营养都没了，皮用不了多久也蔫了。
基于这项重大贡献，楚皇对于姜玄逸带着狗来见他这回事也就不计较了，姜玄逸带着旺财去见父皇的目的也很简单，旺财应该是第一个活着面圣的狗狗吧，而旺财原本又是高家的狗狗，相当于高家的一员，这么一转化，不就相当于高家面圣了吗？姜玄逸帮助高家完成了光宗耀祖的愿望。
而旺财也很懂事，对着楚皇一阵猛瞅，它自己似乎也知道这是在光宗耀祖，至于光的是高家的宗还是耀的它狗家的祖，不重要，没看见旁边的史官正在奋笔疾书吗？说不定未来的正史里也有它旺财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姜玄逸也成了唯二的中途离开皇庄不用回去的皇室子弟，另一个是他三哥滕王姜玄坤，队友没了，滕王回去也干不了啥了，索性就也不用去了。
楚皇不是第一次为了姜玄逸打破规矩了，每一次都是因为国之大事，此次更是重中之重。
楚皇为何如此重视此物，它虽说能提高作物产量，但这只是它的间接作用而已，效果其实并不是很明显，而它的直接作用只是让百姓更加轻松了一些而已，而这恰恰是楚皇最重视的作用。
想提高粮食产量难吗？在这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来说，并不难，但是，却要以无数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所以，历代国君才没有这么做。
想要提高粮食产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开荒，中原王朝的优势之处就是广袤的肥沃土地，土地多到甚至种不过来的地步。
只需皇帝一纸令下，全国大开荒，那来年的粮食产量不得嗷嗷涨，但事实上没有皇帝敢这么干。
原因很简单，普通百姓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根本没有余力也没有余财去开荒，那谁有这个实力呢？当然是那些门阀士族了。
如果皇帝要开荒，那么那些地主老财会逼着自己的佃户去开荒，等到开了荒百姓有了更多的地种，百姓的生活会好吗？好不了。
封建时代剥削的本质是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意思就是上位者可以让百姓有吃的，但不会让他们吃饱，让他们活着，却不会让他们活得太好。
如果一个普通百姓每天需要吃三斤粮食才能吃饱，那么上位者只会给你留下两斤半的粮食，不会让你饿死，但你也休想吃饱。
也就是说，无论普通百姓开了多少荒，种了多少地，最后挣到的钱都会被那些门阀士族拿走，只能留下勉强维持生计的钱粮而已。
而皇帝无论怎么样的轻徭薄赋，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不断的靠近那个三斤的目标，却永远都无法达到。
无论多产了多少粮食，朝廷只能拿到很少一部分，真正肥起来的却是那些世家大族，而多的那些粮食不知道要累死多少百姓才能种得出来。
唐朝李绅有一首诗进了我们一、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一首了。
可是他另外的一首悯农（其一）却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还有另外一首没有进入课本的悯农（其三）“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我愿燕赵姝，化为嫫女姿，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
无论国家有多少的粮食，最后百姓能拥有的只有那么点，无非是少与更少的区别而已。
所以，元朝文学家张养浩才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也是古代天下人自上至下都极其重视科举的原因，因为这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是唯一能改变自身阶级的方式，在剥削者还被剥削者之间选择一个身份的话，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困难的选择题，只要不苦自己，苦一苦别人又有何妨呢？
所以说，固化的并不是阶级，而是天下人追求美好的思想，因此才产生了阶级这么个东西，下位者想打破阶级壁垒冲上去，上位者不想有人冲上来从他碗里分食，王朝的发展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在这片中原大地上，数千年历史，曾经出现过的人数以十亿计，真正冲破那个阶级的人又有多少呢？万分之一都是多的。
因为能成为上位者的人又有几个是傻子呢？唐朝杜甫有一首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文学界对于臭是读作“chou”还是“xiu”起了很大争议。
在我看来，我更加赞同读“xiu”这个观点，古代的那些富商豪户们都不是傻子，百姓们可以接受剥削，因为千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也可以接受侮辱，因为他们要活着，可是这种剥削、这种侮辱一定要有限度才行。
犹太人吃着丰盛的食物，吃不了哪怕丢掉都不给穷人，所以，犹太人遭到了希特勒的屠杀，遭到了全世界的憎恨。
如果中国古代的那些豪户们也这样做，早就引起民变了，还想做他们的人上人，做美梦去吧。
而且，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越是有钱的人越是低调，而古代的豪户们难道就不是深谙低调之道了吗？他们其实很懂，他们其实很聪明，所以，一辈又一辈的人想要冲上去，却始终冲不上去，正是因为在上面有一群更聪明的人在上面拦着。
从古至今，所有顶级的上位者都会做一件事，叫做留财于民，财富不可取尽，取尽者自寻死路。
从古至今，所有聪明的上位者都会做一件事，叫做散财于民，古代叫做功德，如今叫做慈善，因为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